人物简介

张昌龄，水力发电专家，我国水力发电事业的开拓者之一。20世纪30年代，主持完成了桃花溪等一批我国早期水电站。1949年前，曾组织领导了长江三峡坝址勘测和水位观测等工作。1949年后，参加并指导了黄河水文基础资料的整编，编制了黄河技术经济报告。其后，一直主持、参加大中型水电站的工程设计审查，包括三门峡、刘家峡、新安江、丹江口、龙羊峡、白山等水电站。组织编制、审查了多项水工设计规范。

张昌龄，1906年8月9日出生于南京。父亲曾在粮道公署任职。辛亥革命后国内军阀混战，父亲失业，家庭经济困难，曾几度停学，四处奔波谋生。一度考入上海南洋大学，因经济困难辍学，曾在山东省泰安县第三中学任教。后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于1933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工学学士学位，并考取公费留学美国。1934—1935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学院学习，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为了继续深造，又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弹性力学、水力学课程，并在美国垦务局设计处实习，于1936年8月回国。

1936—1937年任资源委员会水力组助理研究员。1937— 1939年任资源委员会四川龙溪河水力发电厂工程处副工程师、工程师。1939—1941年任龙溪河水力发电厂工程处设计课长，主持完成了桃花溪、狮子滩水电站工程设计。桃花溪水电站于1941年建成，是我国有组织兴建的第一座水电站。

1942—1945年任西康（现四川）西昌水力发电厂工程处和甘肃天水水力发电厂工程处主任，结合当地情况各建成了一座小型水电站。

1946年任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总处三峡勘测处主任，进行了三峡坝址地质勘测工作以及地形测量、水位观测等工作。这是我国对三峡工程最早进行的地质、水文工作。1947年底勘测处撤销。

1948年调任南京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副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配合中共地下党和有关同行一起保护了重要的水电档案资料。留守南京，迎接解放。

1949—1952年，任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工程总局南京办事处主任。这期间，举办了两期水电地质勘测、描图人员训练班，为开创新中国水电勘测、描图工作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

1952年调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工程总局，任副总工程师。参加并指导了黄河水文等基础资料的整编工作以及黄河技术经济报告的制定。1953 年成立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任委员并兼任水工组组长，根据规划要求具体安排了流域梯级开发并选定第一期工程。1956年完成了黄河技经报告的编制。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他先后担任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建设总局副总工程师。这期间他主持和参加审查或研究过的大、中型水电站遍及全国。在审查中他通过到现场细致深入地察看、研究，对已提出的初步设计方案提出过许多切合实际、能解决工程矛盾的优化方案并被接纳。

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青年时代的夙愿。同年还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世纪70年代，先后担任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院副总工程师，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总工程师。除了主持或参与审查龙羊峡、白山、东江、风滩、龚嘴、铜牌子、紧水滩等大型水电站建设方案外，他还参加主编8卷大型工具书《水工设计手册》，参与组织编制和审查技术标准，如《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混凝土重力坝设计》、《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设计洪水计算》、《初步设计编制》等。这为进一步提高技术管理水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1982年3月，水利、电力两部再次合并，他任水利电力部咨询。

1986年三峡工程重新论证，他以80岁高龄，被聘为三峡工程枢纽建筑物专题论证专家组的顾问。经仔细分析计算，他对“三峡工程可行性问题”提出了两级开发方案，写出了《关于三峡工程问题及水位方案的意见》作为论证报告附件上报。

1956—1993年，任中国水利学会第一、第二届常务理事，第三届副理事长，第四、第五届名誉理事；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第二、第三届顾问。他对学会的工作十分关心，对学会如何开展好学术活动和科技工作曾提出不少建设意见，为推动学会工作作出了贡献。

中国水力发电事业的先驱者、开拓者

张昌龄1936年从美国回国后，任资源委员会水力组助理研究员，即开始从事我国仍属空白的水电建设事业。1937年初参加了资源委员会组织的我国首届水力发电勘测队伍——龙溪河测量队，并负责内勤工作。

1937年7月他即在四川龙溪河水力发电厂工程处工作，主持完成了桃花溪、狮子滩水电站工程设计，并进行了上硐、龙寨、下硐等水电站工程设计。桃花溪水电厂于1941年8月建成，这是我国设计兴建的第一座水电厂。

1942年、1944年，张昌龄任西康（现四川省）西昌水力发电厂工程处主任和甘肃省天水水力发电厂工程处主任。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建水电厂所需要的钢材、水泥和机械设备来源都非常困难，张昌龄没有照书本，搬条条，而是结合当时当地实际，因陋就简用木管钢箍代替钢管引水，在黄土隧洞中用白灰掺入少量水泥衬砌以防渗漏。为了节省钢材，除了机座采用钢筋混凝土外，其他建筑物都采用当地的土石结构……在物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设法建成了两座小型水电站，造福当地人民。

1946年，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总处成立了三峡勘测处，张昌龄任主任。他组织队伍进行了三峡工程坝址地形测量，观测坝址处水位、流量，并进行了地质勘测。提供了三峡坝区的地形图和钻探资料，这是我国第一次对三峡工程建设进行的勘测工作。

1948年，张昌龄被调到南京，任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副处长。这已是南京解放前夕。总处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执行迎接解放的任务中，和他倾心交谈，一起分析革命形势取得共识。在反对总处搬迁（迁往台湾），保护总处所存的档案资料、财产，团结科技人员留守迎接解放等斗争中，张昌龄作出了贡献。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原总处处长等几位负责人离开南京，张昌龄负责主持暂时留在南京的原总处工作。1950年9 月，时任中央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工程总局副局长的张铁铮奉部长之命去南京接收原水力发电总处（时属华东工业部领导，但在1949年12月中央决定由燃料工业部接管），充实刚成立的水力发电工程总局领导机关，以便有力地领导新中国即将开展的水力发电工程建设。在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部署中，张昌龄识大体、顾大局，积极配合张铁铮副局长并以他的个人威望，采用多种方式，深入细致地做工程技术人员的思想工作，甚至请出自己的夫人洪云卿组织家属学习报纸社论，沟通思想，加深理解，解除顾虑，激发大家的爱国主义热情。在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的基础上，原总处的绝大部分工程技术人员都自愿集中到北京水力发电工程总局工作，甚至有的已在其他单位上班或在大学任教的人都回到了总处。1952年夏天，张昌龄率领原总处的全部人员和资料、器材完整地迁到北京。这一批人员的加入，充实和加强了水力发电建设总局以及局内各专业处室的技术领导，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内规定的水电建设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原总处由水力发电建设总局接收，在迁到北京之前，曾改为中央燃料工业部驻南京水电办事处，由张昌龄任主任。在这期间，他积极主动地利用这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房屋条件，举办了两期测绘训练班，并亲自领导，制定了明确的专业培训目标。训练班两期学员共百余人，其中大多数都成了新中国水电工程建设勘测和绘图工作的骨干，并为以后成立勘测总队打下了基础。

40多年的三峡情结

张昌龄从1946年任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总处三峡勘测处主任开始，到1986年以耄耋之年参加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工作，40年来，凡是有关长江三峡枢纽工程的规划设计，包括三峡工程的试验坝——葛洲坝工程的设计审查和各项技术问题的讨论研究，张昌龄都参加了，并积极提出各种建设性意见。

大约在1976年，他和李鹗鼎一同参加了三峡坝址的查勘选择工作。他们的任务是在三斗坪和太平溪两个有争议的坝址中选定一个。为此，对每个坝址既要查勘左岸，又要查勘右岸；对两岸既要查勘河边下部，又要查勘岸坡顶部，并要查勘所有看到的探洞和有关地质特点。当时张昌龄已年届古稀，他仍坚持和大家一起完成了查勘的全过程，一丝不苟地完成了全部现场查勘任务工作。每天野外查勘已十分辛苦，回到住宿地点，躺在床上他还在不停地思索考虑。在选址讨论中，他坚持经自己深入调查研究、严密思考分析后选定三斗坪坝址的意见，对三峡工程坝址正确的选定作出了贡献。

20世纪80年代初是三峡工程论证的高潮时期。1981年11月，在电力工业部组织的三峡座谈会上，张昌龄经过充分的准备对三峡枢纽的正常高水位的选择、开发方式、集资办法等有关工程建设的重大问题作了发言，其中既有对数据分析得到的结论，也有依据丰富的水电工程开发经验对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提出的方法和建议。

1986年，张昌龄被水利电力部聘为三峡工程枢纽建筑物专题论证专家组的顾问。当时他已是80高龄，但仍怀着极大的热忱投入了这一论证工作。为了减少三峡库区移民并改善航运条件，他研究了重庆与三峡间两级开发的方案。他亲自搜集资料，自己动手分析计算，甚至大年初一，他都在手持计算器伏案工作。大量的数据他记得清清楚楚，他能准确地说出蓄水水位与淹没面积的关系。不久，他对三峡工程两级开发方案的轮廓勾画出来了，对于防洪、发电、航运等条件都作了认真研究。1987 年12月，该专题论证组论证报告中提出的是一级开发方案，但张昌龄坚持要写入“个别专家认为两级方案可以继续作为比较方案”的文字，并提出要把他所写的《关于三峡工程的问题及水位方案的意见》作为论证报告的附件才同意在论证报告上签字。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敢于独立思考，坚持自己的意见，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全心全意要把工作做好的人。

三峡工程论证最终同意按一级开发方案，没有采纳张昌龄的二级开发方案，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极。1988年11月，在水利电力部召开的三峡工程论证第九次（扩大）会议上，他又对三峡工程资金筹集问题、移民问题、三峡水库正常高水位问题提出了自己建设性的意见，为一级开发方案实施中难题的解决献计献策。一直到他病重，还念念不忘三峡工程的建设。

一生奉献给祖国的水电事业

张昌龄先生热爱水力发电事业，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奋斗在水力发电建设的岗位上。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他先后担任水电部、电力部规划院、水电总局等单位的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共30余年。他长期担负技术领导工作，主持和参加审查过的大、中型水电站遍及全国，如三门峡、刘家峡、新安江、新丰江、乌江渡、白山、风滩、紧水滩、桓仁、柘溪、云峰、丹江口、上犹江、猫跳河梯级等。对许多重大水电建设的规划设计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提出过很多有益的建议；解决了许多工程中的技术难题。对长江、黄河的开发，对许多大型水电站工程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仅举出以下几例：

黄河上游的刘家峡水电站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自己勘测、自己设计的第一座百万千瓦以上的大型电站。1956年在坝址选择论证中，中国的工程师们和当时在水电总局工作的苏联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苏联专家几乎一致主张在洮河口以上的马六沟坝址建坝，反对中方专家进行了地质勘探、比较了施工条件等经过论证提出的在红柳沟建坝的方案，形成了所谓的“红马之争”。当时张昌龄任水电总局副总工程师，他和北京设计院总工程师周太开等专家带领中方各专业的工程师们和苏联专家展开了辩论。他们时而开会交锋，时而背靠背准备，历时近十天，气氛是少有的紧张和热烈。这也惊动了水利部领导。最终采用了在红柳沟坝址建坝的方案。经历这场争论，不少人认识到，在当时“一边倒”（倒向苏联）的政治背景下，没有一点精神，绝对是不敢和苏联专家“针锋相对”的；而没有当时部、总局领导对中方专家的实事求是精神的支持，也是做不到的。

1973年，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昌龄还没有被彻底“解放”，党籍还没有恢复，只是恢复了他的工作。在对江西省万安水电站的初步设计审查时，省领导要求电站装机60万千瓦，但水电部勘测设计局的审核结果是只能45万千瓦。为了这一差别，工程初步设计的审查时间延长了，经过更细致、认真的工作，在最后的总结会上，张昌龄当时明确表示：万安水电站的装机容量为45万千瓦。他并没有因江西省领导的意见而改变审查的意见。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人们可以感受到，张昌龄在工程设计的审查中，对于关键技术问题坚持原则，不受外界各种因素干扰是他一贯的作风。

1961年，中国和朝鲜在鸭绿江上联合建造云峰水电站。云峰大坝位于寒冷地区，是座坝高113.5米的宽缝重力坝，隧洞最大开挖直径12米，这在国内当时属于大型工程。张昌龄担任中朝云峰水电站工程联合设计小组中方负责人。他经常到工地，认真调查研究，抓住了大坝混凝土冬季施工受冻、纵缝灌浆、右岸缓倾角夹泥层等几个与大坝安全运行关系密切的关键问题加以解决。在处理混凝土受冻坝体质量如何保证的问题时，质检和施工单位认识很不一致。张昌龄首先请现场同志收集带羽毛状、能明显证明混凝土受冻的样品，让双方人员都确认此问题的存在。为了弄清混凝土受冻对大坝安全的危害，又委托施工研究所在条件近似的现场做混凝土大体积受冻试验，弄清受冻混凝土的物理力学性能，然后选出受冻严重、制约大坝安全的坝段进行稳定和应力试验，使中朝双方工程施工人员和质检人员均认识到问题的危害性，从而在坚持施工质量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这样做，既坚持了质量标准，又维护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1964年1月下旬春节前夕，张昌龄结束了在云峰的工作，决定次日返京。傍晚，我方负责施工的电站厂房保温材料不慎失火，厂房安装间及尾水管部位严重烧伤。这不仅造成经济损失，而且对当时要求1965年发电本已紧张的工期更是雪上加霜。这时，张昌龄主动提出变更回京日期，留在工地和大家一起商讨处理方案。他亲临现场，对建筑物烧伤的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采用凿开取样和钻孔取样进行试验，对各部位火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鉴定，并据此确定了不同部位的修复方案。由于决策的及时，赢得了时间，为按期发电创造了条件。经过40年来的安全运行，证明了张昌龄当时决定采取的混凝土补强措施是得当的。

张昌龄在审查设计方案时，对各种不同意见都耐心听取，同时自己也深入思考。对于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敢于坚持，对认为不正确的意见也以理服人，并耐心等待别人认识的转变，直至接受实践验证。1979年，电力工业部组织审查五强溪电站初步设计时，对工程布置中发电站设在河床左侧或右侧有不同意见。将担负该电站施工任务的水电部第八工程局同志提出厂房设在左侧的方案，认为这样便于施工部署，可提前一年发电；张昌龄认为河床左侧主河道应设溢流道，泄洪条件较好，厂房设在右侧施工期并不比厂房设在左侧长。当时，张昌龄坚持他的意见。但该次审查会同意了施工方面左侧设厂房的方案。随后，负责五强溪电站设计的中南勘测设计院经过了3年的水工模型试验表明，溢洪道设在左侧，厂房设在右侧，有利于泄洪消能、电站运行以及航运船只过坝。1992年在再次审查五强溪电站建设规模的会上，一致同意改为右侧厂房方案。说明此前张昌龄从工程长期合理运用角度所提的意见是正确的。

张昌龄思想活跃，研究问题从大处着眼，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不受陈规戒律的束缚，重视工程人员提出的各种新观念，积极支持采用新技术。

1965年，由贵州省勘测设计院主持设计乌江支流猫跳河梯级四级窄巷口水电站大坝工程。该坝址峡谷窄，河床覆盖层深，采用常规坝型施工难度很大。省设计院工程人员经过研究提出在河床上修建一座混凝土水平拱桥作为坝基，再在拱桥上修建一座双曲拱桥，形成“拱上拱”的结构。拱桥以下则采用两道混凝土防渗墙来防止基础渗漏。这是一种全新的设计方案，当省设计院报到水电总局时，由张昌龄组织审查。他对这个新方案十分重视，认真进行了分析，包括坝体稳定和下游渗漏的情况，都作了细致的考虑。他认为这个新坝型和防渗处理方案是可行的。在和水电总局副局长、负责西南电力指挥部工作的陈赓仪，水电总局总工程师崔宗培交换意见后，对该方案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水电总局也很快报水电部批准了这一方案。这项工程随后于1966年开工，1970年蓄水发电。作为猫跳河上的一颗明珠，该电站已安全运行了30多年，情况良好。这充分说明了张昌龄当时决策的正确性。

除此外，他在审查广东流溪河水电站工程设计时，对设计中提出的坝顶溢流，高低坎泄洪，使水流在空中相撞而消能的方案；对广东南水水电站采用大爆破新技术筑坝以及泉水电站采用薄拱坝坝型方案，他都经过反复思考、研究，积极支持。经过几十年的运行考验，说明选定的方案都是正确的。

50多年来，张昌龄以他扎实的理论功底、敏捷的思路、精湛的技术、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严谨的工作作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趋炎附势的品格，正确处理了许多工程中重大的设计、施工问题，为中国的水力发电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是我国老一代水电专家的代表，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张兆琪）

简 历

1906年8月生于江苏省南京市。

1933年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获学士学位。

1934—1935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

1936—1937年资源委员会水力组助理研究员。

1938—1939年资源委员会龙溪河水力发电厂工程处副工程师、工程师。

1939年中央大学水利系教授。

1939—1941年资源委员会龙溪河水力发电厂工程处设计课长。

1942—1943年资源委员会西昌水力发电厂工程处主任。

1944—1945年资源委员会天水水力发电厂工程处主任。

1946—1947年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总处三峡勘测处主任。

1948—1949年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副处长。

1949—1952年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工程局南京办事处主任。

1952—1957年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工程总局、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副总工程师。

1958—1968年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建设总局副总工程师。

196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9—1972年水利电力部青铜峡干部学校。

1972—1975年水利电力部基建司。

1975—1978年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院副总工程师。

1979—1981年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总工程师、顾问。

1982—1988年水利电力部咨询。

1988—1993年能源部、水利部中国水利水电工程总公司咨询。

1956—1993年中国水利学会第一、第二届常务理事，第三届副理事长，第四、第五届名誉理事；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第二、第三届顾问。

1993年9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主 要 论 著

1 张昌龄. 长江规划和黄河规划的比较. 水力发电，1956（6）.

2 张昌龄. 水力资源普查和水能规划工作的几个问题. 水力发电，1958 （8）.

3 张昌龄. 河流综合利用工程的经济论证及投资分摊. 水力发电，1957 （14）.

4 张昌龄. 对于长江三峡工程问题的几点意见. 在三峡工程座谈会上的发言，1981-11.

5 张昌龄. 对于三峡工程正常高水位问题的一些意见. 在三峡工程水位方案补充报告水电部预审大会上的发言，1985-9.

6 张昌龄. 略谈我国河流综合利用. 水力发电，1958（22）.

7 张昌龄. 关于三峡工程的问题及水位方案的意见. 三峡工程论证枢纽建筑物论证报告附件7，1987-12.

8 张昌龄. 在水利电力部三峡工程论证第九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88-11.

9 张昌龄. 水电建设事业大有希望. 水力发电.1984（10）.

10 张昌龄. 向1亿kW 前进. 水力发电，1989（10）.

11 张昌龄. 黄河水利枢纽的工程布置. 水力发电.1955（8）.

12 张昌龄. 水电站压力水流运动的理论分析及调压室水位振荡的计算程序. 水力发电，1987（3）.

13 （苏联）Г.И. 克里夫钦柯. 水力发电厂的水锤及水轮机合理调节程序. 张昌龄，译. 北京：电力工业出版社，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