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陶述曾，水利专家，毕生服务于我国的交通工程和水利工程，业绩卓著。抗日战争时期，为修建西南边陲的滇缅铁路和中印公路出生入死；抗战胜利后，主持了著名的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长江中游防洪和湖北省的水利建设作出了贡献。他学术上最突出的成就是对黄河堵口和长江防汛的经验总结与发展以及在长期水利建设实践中总结的治水理论。他重视水利教育事业，培养了不少科学技术人才。

陶述曾，号翼圣。1896年3月9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其居地今划入武汉市新洲区）。家乡的倒水河经常洪泛成灾，在他家的门楣上，就有祖父留下的洪水刻痕“道光二十九年大水至此”。少年时期，他随在河南做知县的父亲陶月波念书。父亲的政务是平盗匪、修沟洫、兴农田。他感兴趣的读物是《山海经》、《水经注》、《地理志》。1906年，入开封旅汴中学（五年制） 读书至毕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11月，他以一腔报国热诚，投入武昌革命军政府将校补充团受训，旋考入武昌军官学校工兵科学习。在军校学习期间，一位教地形的陈教官对学生们说：“为生民立命，为万世立功的禹稷才是真正的英雄。”这句话对家乡频受洪灾的陶述曾影响很大，竟决定了他终生立志的事业。1913年，他生病离开军校，决心弃戎学工。

1915年春，他与胞弟陶希圣同时考取北京大学预科。1917 年1月，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北京大学与北洋大学科系调整的意见，经教育部批准，从1917年暑期起，工科调往北洋大学，文法科调往北京大学。1918年，陶述曾预科毕业升入北洋大学土木系。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风潮波及天津，陶述曾成为北洋大学学潮的策动者与领导人之一。1920年春，校长冯熙运借助军阀曹锐的军警压力开除了180多名闹学潮的学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顶住极大压力，一方面与教育部交涉，一方面捐筹经费，义聘教员，在北京大学开设土木、矿冶两系，接纳了北洋大学被开除的学生。1921年，陶述曾于北京大学土木系毕业。

从实业救国到汉江堵口

大学毕业后，尽管学业优秀，家境小康，但他没有留洋，回到了他度过少年时代的黄河之滨，志向是拯救黄河灾民于水火之中。先是应聘在“水利工程测绘养成所”执教，后被委派为“华洋堤”督工专员。在这期间，他看透了帝国主义侵华的狰狞面目和封建军阀政府的腐败，愤而离开河南。1924年，他又满怀“实业救国”的热情，回到湖北筹开蕲春寅山煤矿，他把公司起名为“振业”，同时全身心地投入了矿山建设。一年半后，正当矿山建设完成即将投产，安徽军阀陈调元率军西进，在蕲春一带与革命军冲突，寅山矿场成了战场。职工逃散，矿井淹没，设备毁坏，“振业”被战争摧毁了。

192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革命军政府交通部韶赣国道工程局技佐。招考负责人说：“想不到在汉口招到了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工程师的工程师。”此后的5年间，他一直工作在华南的交通线上，先是在韶赣国道第四测量队，后到广东韶坪公路工程处当技士，到粤汉铁路星韶段测量队当帮工程师，到粤汉铁路株韶段工程局当工程师兼分段长，长年跋涉在岭南的崇山峻岭之中。

1933—1936年，他应聘赴河南大学土木系任教授、系主任，并为河南水利专科学校兼授专业课。同时还应聘兼任了河南河务总局技正，参加黄河防汛。

1935年夏，湖北发生特大洪水，汉江钟祥遥堤溃决，造成严重水灾，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故乡的这一消息紧紧揪住了陶述曾的心，无奈当时黄河也正涨大水，黄沁两河大堤紧张异常，使他无暇顾及研究家乡的水情。翌年6月，他带领河南大学与河南水专的十几名毕业学生，奔赴湖北钟祥参加遥堤堵口工程，任遥堤善后工程委员会工务主任。他运用黄河传统的堵口方法并结合汉江的水情、泥沙、地质条件，终于取得了堵口的成功。

抗战期间西南铁路、公路与飞机场建设的总工程师

1937年，汉江遥堤堵口工程竣工，他应邀前往海南，任琼崖铁路工程局第一测量队队长，施测海南的第一条铁路。抗日战争爆发，海南铁路停建，他带领部分职工和设备转到湘桂铁路衡桂段工程局。日军占领华北及沿海城市以后，抗战形势急需修通湘桂铁路联通越南海防，以维系与国际联系的交通，修路任务相当紧迫。衡桂段工程局局长杜镇远任命他担任灵川桥工处主任，并且对他说：“我给你钱，给你权，局里有的器材尽量给你，只是不要作指望，一切由你自己想办法，但是，铁轨到了你那儿就要能顺利通过，否则，你负延迟全线通车的责任。”这样一道工作指令，注进了战争的含意，陶述曾当然懂得它的分量，他终于克服了困难，按期完成了建桥任务。

1938年8月，滇缅铁路给陶述曾发来电报，要他带领铁路职工立赴云南。这时，衡桂段铁路已近全线通车，桂南段与南镇段正准备施工。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后方的对外交通线还计划修建滇缅铁路与缅甸腊戌支线接轨直通仰光；修建中印公路在印度东北角的上利多与印度公路相联以通加尔各答；在云、贵、川、陕、湘、鄂、赣、桂诸省建设飞机场以保持空运畅通。从1938—1945年整个抗日战争的八年时间里，陶述曾几乎参与了所有这些交通建设工程。从在滇缅铁路当总段长、副处长，在中印公路当工程处副处长、总队长，在昆明飞机场工程处当处长，直到出任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处长、副总工程师，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处于抗战时期的滇西，民族矛盾复杂，自然环境恶劣，随时潜伏着丧生的危险，再加上落后的工程装备，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赤子般的襟怀、勇士般的胆识，是不敢去开拓这条崎岖而又维系民族存亡的道路的。澜沧江畔的无量山，山势挺拔，地形险峻，是滇缅铁路的难工段，过去曾由英国人查勘选线。陶述曾对这里的地形地质条件反复研究后从新订正了这条线路，使铁路坡度与长度都比原线优越，被誉为“陶氏线”。滇缅边境的勐定是全线中最艰苦的地段，“瘴疠”与“土匪”使人们不敢轻易进去，当地流传着“要进勐定坝，先把婆娘嫁”的民谚。而陶述曾却主动挑起了西段工程的重担，在滇缅铁路测量和路基施工的四年中，就三进勐定，并且是在疟疾猖獗的雨季连当地人也回避的时候进去的。同去的员工大多数为这条抗战交通线献出了生命，他也多次染上疟疾险些葬身于林莽。

黄河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总工程师

1946年春，陶述曾处理完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善后，欣然领命出任黄河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局总工程师。

黄河花园口，位于郑州北面近郊，因1938年6月蒋军为阻止日军南进炸堤扒口而名驻史册。这次扒口，除军事意图外，实际上造成了黄河史上人为改道与泛滥的最惨重的水灾。早在1941年，中央水利委员会就召集了国内对黄河有研究的教授、工程师进行花园口堵塞大工及黄河复归故道方案的研究，在四川长寿的中国水工实验处做了大比例尺水工模型试验。到1945年，工程设计已基本完成。抗战胜利后，为了让黄泛区人民早日重建家园，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哪怕国家财力再困难，也立即共同举办这个工程。施工的重担落到陶述曾的肩上。

黄河自1938年从花园口南流以后，成为一条没有尾闾的河流，失去控制的洪水恣意肆虐在没有防范的平原上，居民村落一夜之间即可成泽国，黄泛区的人民的确嗷嗷待拯。而干涸断流八年的黄河故道则又是一番景象：从花园口到利津，故道两岸原有的1280公里大堤，或沿堤挖战壕，或开大车缺口，甚至挖平了种庄稼；河槽里垦成了麦地，新辟了村庄，哪里还有一丝儿“河道”的踪影？ 至于护堤砖石，多做了碉堡与墙基。尤其是故道所经区域，只有从齐河到济南的六七十公里是国统区，其余全是解放区。如果不修复故道的河道堤防就堵塞花园口，无异于让黄河洪水在故道造成新的泛区，堵口工程的结果就不是“水利”而是给故道解放区人民带来新的灾难。陶述曾在1946年4月到工地查勘后对这一形势认识是很清楚的。然而，当他从故道查勘后到达花园口堵口工地时，眼前的情景却使他万分惊讶。原来，堵口工程在美国联勤总部委派的顾问，美国工程师塔德的指挥下3月1日就开工了。1460米宽的决口，已捆厢进占了1060 米，只剩下400米宽的口门。黄河水在口门中湍急奔泻。塔德计划：要在当年大汛到来以前的6月将口门合龙闭气! 情势紧急，一定要阻止塔德计划的实施! 陶述曾顾不得旅途劳顿，立刻以总工程师的身份编制了一份施工计划。其要点是：①立即停止口门进占施工，撤除已进占的捆厢200米，保证口门汛期不被刷深；②抓紧进行故道河道堤防的修复工程；③口门合龙时间推迟至年底。这个计划得到局长赵守钰的同意，上报行政院水利委员会批准后，他当即命令口门停止进占，撤除捆厢。

与此同时，中共驻工代表赵明甫也将这个计划向南京的董必武作了汇报，得到董老的赞同。

美国顾问塔德拼命反对这个计划，他在总局的会议上威胁说：“联总只对6月堵口合龙感兴趣，推迟合龙时间，联总就不参加这个工程，不为工程提供器材。”陶述曾针锋相对地回答：“中国在黄河上堵了一千多次口，从来也没以有依赖过外国人的器材。联总提不提供堵口器材，无关花园口堵口工程的成败!”塔德计划受阻，上告行政院长宋子文。宋子文电令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薜笃弼：堵口仍按汛前合龙方案执行。

1946年5月3日，周恩来到南京，听说宋子文下令阻挠秋后合龙方案的进行，便向国民党行政院提出异议。行政院不得不责成水利委员会于5月16日在南京召开黄委会、中共、美国联总的三方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在口门做一个散抛石滚水坝，只控制部分汛期洪水流入故道。陶述曾谙熟黄河水情，散抛一座滚水石坝断无成功之可能，便劝中共代表不必再反对这一计划。

在南京时，周恩来十分敬重陶述曾刚直不阿的品格，派人向他转致问候。回到工地，他百感交集，便借查勘和尚坟石场时负伤向赵守钰局长请了长假。

陶述曾离开工地后，塔德日夜赶工，架桥抛石。无奈黄河伏汛6月28日就抵达花园口，数日之内，所搭栈桥尽被冲没。塔德面对滔滔黄水，只得承认失败。为此，赵守钰引咎辞职，由朱光彩继任堵复总局局长。朱光彩电请陶述曾复任总工程师。他返回工地后，发现口门河势刷深剧烈，原设计的栈桥平堵方案已难施行，便重做设计，创造性地在黄河上采用双戗立堵的方法，终于在1947年3月胜利完成了这个在黄河史上最后的堵口工程，使黄河安然流回了故道。

湖北近代水利的奠基人

花园口竣工以后，陶述曾就任了交通部广州港工程局长职。这是个新设的局，没有旧班底，一切从零开始。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曾对南方大港的建设作过生动的设想描绘，他对孙中山先生是十分崇敬的，对能有机会实现孙先生的理想感到很兴奋。经过数月在人员、机构、经费、房屋上的筹备，就展开了对广州港的勘测、规划设计和研究工作。由于日军撤退时在黄埔港抛下了大量枪支弹药和炸弹，工作进行得相当艰难。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总算完成了规划设计，并做了建港模型报送交通部。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展神速，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眼看南方大港计划已不可能实施，他于年底返回了家乡武汉。

返汉不到1个月，中共地下党中原局就派张春阳到了他的家中，同他进行了推心置腹地长谈。说明了我党的主张与政策，解放战争的形势，请他以在科技工程界的威望多联系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留下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49年2月，朱鼎卿邀他出任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地下党指示他就任，并利用这一职务保护好解放前夕武汉市的建设设施。他就在这个岗位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伊始，武汉百废待举，问题成堆。大冶源华煤矿是武汉的主要煤源产业。但公司财经困顿，旧井生产日竭，直接影响了武汉市的煤炭供应。6月，他主动接过公司董事长的重担，四方奔走借贷筹款，积极开掘新井，3个月后煤产回升，缓解了武汉市的供煤紧张状态。

8月，武汉大学学生会派出学生代表请他到校任教，他欣然应聘为武汉大学土木系教授。为了把他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传授给学生，他经常工作到深夜，亲自撰写教材。在武汉大学，他是学生们最热爱的教授之一，他的学生有些现在已成为知名学者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1950年6月，湖北省政府主席李先念请他出任省防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长，挑上了江汉防洪的重担。

长江东出西陵峡，便流入坦荡的江汉平原，南纳洞庭四水，北有汉江汇入，历史上洪水灾害十分频繁，对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威胁，故历代治楚者莫不把治水放在首位。尤其是“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荆江河段，每逢汛期“屋顶行船”，整个荆北平原置于洪水威胁之下，令人揪心。陶述曾有丰富的黄河防汛经验，他一上任就跑遍了江汉平原，查勘长江、汉江河势，调查堤防的历史和现状，研究险工险段的防护，并且通过地质考查，指出了江汉平原堤基清沙层的普遍存在是影响堤防安全的严重隐患。

1950年7月，湖北省人民政府任命他为省交通厅厅长。他除了指导全省的交通建设外，也仍然担负着防汛的重任。1952 年，在中央的关怀下，荆江分洪工程动工，这是项关系到荆江大堤和武汉市防洪安全的巨大工程，他积极参与了方案研究和施工的领导工作。

1954年，长江发生百年未遇的罕见特大洪水，武汉关水位达到创记录的29.73米（吴淞高程），远远超过1931年、1935年的洪水位。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亲任武汉市防汛总指挥部指挥长，他特邀陶述曾出任总工程师。环绕武汉市的大堤全长147公里，堤基情况复杂，堤防质量较差，堤顶高程普遍偏低，防汛难度特大。上堤防汛的20万大军绝大多数是缺乏防汛抢险经验的解放军战士、工人和学生。他首先派出总工程师室的全体工程师摸清堤防情况，对全体防汛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协助总指挥长健全防汛抢险的组织机构和物料供应。同时，他还日以继夜地赶写《防汛与抢险》，印成小册子发到基层指挥员与技术人员手中，指导他们正确判断险情，运用恰当方法抢救。随着江水水位不断猛长，根据水情预报，参与总指挥部制定了5次大的加堤战役，始终把大堤的加高加固抢在洪水前面。持续的暴雨和高水位，加上开阔江面的风浪，使得堤防险情百出，险象环生，百日之内发生险情2万多次。每一次重大险情都有导致全城覆没的危险，每一次重大险情，他必到现场亲自指挥，而他一到现场，人们便感到信心倍增，使抢险工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直至险情排除。在防汛抢险中，他批判了过去习用的一些错误经验，提倡科学方法，如采用导渗的办法处理漫浸，用倒滤井的办法处理管漏，用木排防浪减轻对大堤冲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打桩、沉石、抛石、压浸等方法更是做出技术规定不得滥用。他言传身教，要前线指挥人员处险不惊，分析堤情水情，找到险情的原因再合适处理，不仅节约了大量工料，也提高了排险的保证率。他根据水情的变化（如上涨阶段、高水位持续阶段、退水阶段）和武汉市堤防的具体情况，预先指出可能发生的险情种类、预防措施和抢险方法，写成文章发表在《长江日报》上，对全面指导防汛抢险斗争起了很大作用。武汉市1954年的防汛斗争，是全国关注的一场与长江洪水的生死大搏斗，在中央的领导和全国的支援下，在湖北省3次运用荆江分洪工程，多处扒口分洪牺牲局部利益的情况下，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应该说，防汛抢险中科学技术的合理运用为抗洪斗争的胜利也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陶述曾再次为人民作出了贡献。

1954年冬，湖北省江汉干堤开展了规模浩大的堵口复堤工程，他又亲临各个主要工地指导工程施工。

1955年4月，湖北省水利局改组为省水利厅。经国务院批准，他出任省水利厅厅长。1962年，在湖北省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又被补选为副省长，但仍兼省水利厅厅长职，直至1966年。在这期间，湖北省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

（1）防洪体系的建设，这是陶述曾上任后抓的头等大事。除每年汛期都如临大敌一样的组织防汛外，江汉干堤普遍进行了加高培固、消除隐患的工程建设，汉江中下游在完成了杜家台分洪工程，尤其建成丹江口水库后，抗洪能力已大大提高。对江汉平原如何提高防御长江洪水的能力，他一开始便积极主张兴建三峡枢纽工程，并且一直主张三峡工程应把防洪目标放在首位。也只有三峡工程建成，配合江汉平原的分蓄洪措施，才有可能保卫江汉平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2）平原湖区的治理。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的美誉，但湖区水系混乱，排泄不畅，每当外江高水极易渍涝成灾，土地虽广阔而肥沃，却不能稳产高产。陶述曾一上任便狠抓了勘测设计力量的扩充和基础技术工程建设。他除了亲率各行业专家多次到湖区考察，研究治理方案外，还积极组织技术力量开展了湖区治理规划，并在湖北省委的领导下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打了几场出色的大规模水利建设战役。如今荆北四湖地区已建成800万亩粮棉生产基地；汉北地区在他亲自率队选线，人工开挖汉北河，撇开山丘区洪患，引来汉江水灌溉后，早已变成旱涝保收的米粮仓；汉南平原的灌溉与排水、东西湖的围垦等，都无不凝结着陶述曾的心血。

在治理湖区的同时，他也为山区丘陵区的旱灾对农业生产的巨大影响而操心，同时还提出了航运、供水、发电等综合利用问题，从1956年组织开展府河流域规划起，连续进行了多条小流域开发规划和大中型山谷水库选点，并对效益好、开发条件优越的工程开展了前期勘测设计工作。由于有了这些技术工作准备，湖北省从1957年冬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基本上没有走什么弯路，使诸如漳河水库、白莲河水库、富水水库等一大批大中型骨干枢纽工程顺利建成。在指挥工程建设中，他既是厅长，又是总工程师，在他的指导和支持下，明山水库采用了先进的连锁管柱法处理基础防渗；白莲河大坝建成了心墙代料坝，为湖北大坝建设利用当地材料开创了新经验；渠系建筑物推广了新型的结构设计和先进的施工工艺；全省的水利工程建设队伍也迅速成长。

1976年，陶述曾被选为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时他已80高龄，仍然孜孜不倦地研究和工作。他参加了三峡选坝现场会议，再次登上了太平溪和中宝岛，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三峡可行性报告论证会，参加了黄河流域规划会议，并且为这些会议撰写了论文。他还多次到鄂东大别山区考查水土保持情况，写出了多篇调研报告。

1951年以来，他一直活跃在湖北科坛上，为湖北科普和科协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1951年，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武汉分会和湖北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相继成立筹委会，他分别担任了两会的副主任委员，并且连续被选为两会第一、第二届副主任委员、副主席和主席。1958年两会合并成立了湖北省科协，他当选为副主席。1978年省科协恢复时，他又复出副主席职务。在1987年的省科协三大上，被一致公推为名誉主席。在学术团体中，他还担任过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湖北省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武汉分会理事长等领导职务。他在担任这些科学技术团体领导职务时，积极组织科技专家解决国家建设中的疑难课题和攻关项目，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成为湖北科坛上很有影响的活动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也是积极的参政议政者。

1952年，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担任了民革湖北省委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常委、民革湖北省委名誉主任委员，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为民革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作出了贡献。他还曾任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第一、第二、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第五、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对近代水利理论的贡献

陶述曾毕生从事交通工程和水利工程建设，是一位勤奋的工程师，在工作中一向以严谨、严格、不墨守成规著称。

1. 黄河堵口与江汉防汛的经验总结与发展

1946年9月，他回到花园口工地复任总工程师。这时口门河势已急剧变化，原来深泓在口门中部，深度只有6米，现在深泓移靠东坝，深度达到17米，采用原设计的栈桥平抛石方案已不现实，几经挫折，浮桥跨过了深泓，各种工料与石料也已准备充分。12月1日开始散抛石坝，每天抛石1200立方米，很快把水位抬高1米以上，到1947年1月，水位上升到1.8米时，新抛石块下水便被冲走，石坝无法继续上升，至1月15日河水上涨，中间石坝被冲开32米宽的缺口，水深达15米左右，平堵合龙失败。他当机立断决定改用立堵合龙，概括地说就是“捆厢进占，浇筑后戗，抛枕合龙，恢复大坝”，并采取了有力的工程措施：①用柳枝、块石、绳索等材料把残存石坝、栈桥改造成进占的大坝；②在大坝南边50米加厢一座二坝，两坝之间填筑柜土，作为大坝的后戗，以降低过坝水头；③在故道头加挖两条引河，降低合龙坝前水位；④在口门以西上游200米处厢一座挑水坝，把大溜挑离岸脚，趋向故道引河口，并使合龙坝前容易淤沙闭气。黄河传统立堵法口门宽度不超过20米，超过25米就多失败，河工谚语说“七成八不成”。虽然这时花园口立堵口门达到32米，由于措施得力，终于在3月15日合龙成功，开创了黄河堵口的新记录。

江汉堤防的特性与黄河不同。长期以来，江汉人民在与洪水的搏斗中创造了打桩、挂柳、抛石、沉船、堆土压浸等防汛处理险工的方法，但在使用时往往不顾及险情的特殊性盲目处理，有成功的经验，更有不少失败的教训。陶述曾通过对江汉水情、河势、堤质、堤基的广泛调查，科学地总结了这些传统方法，从堤防出险的原因与类别，科学地阐明了这些方法的使用技术条件，指出了它们适用的范围，不可滥用。在武汉市与湖北省的防汛斗争实践中，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导渗原理在加培堤防、处理散浸和管涌中的运用，例如对于堤防断面不够而又要临时加筑子埝的堤段，他要求加做滤水内邦；对散浸，他提出开导渗沟和做滤水压浸的方法；对管涌，可先用倒滤井处理漏口，再堵截管涌通道等。实践证明，经过他总结和发展的江汉堤防防汛抢险方法是行之有效、节约工料的系统科学方法，在指导江汉防洪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2. 水土运动理论

这是他在长期领导水利建设实践中，通过对水土运动规律的研究和总结提出的指导水利建设规划的系统理论。1959年发表的《湖北水利建设十年》和1963年发表的《中国农业水利化问题》两篇论文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我们现在的治水理论，概括地说，应该是控制全流域的水土运动，使它适合于人们发展经济的全面要求。”治水，并不单一是对水体径流的控制，还应该把流域内土壤的运动规律及其影响考虑进去，并且也要予以控制，才能达到治水的目的。他认为：“一个流域是由地质运动、空中水分运动和地表水土运动联合形成的。山丘区土壤风化运动，水土侵蚀运动和平原冲积运动构成整个流域水土运动的三个阶段。河流是水土运动的集中表现，也是水土运动从面汇集到线，再从线分散到面的枢纽。”因此，他十分强调和重视山丘区水土保持和营造森林对流域水土运动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控制作用。在他领导湖北江汉防洪和水利建设中，常用这一理论指导工作。1982年，在《论江河治本》一文中更是特别强调“必须指出，防汛分洪是救急，不是治河，不宜常用。”“江河有没有治本办法？ 有的。就是：在筑堤防洪、水库拦洪兴利的基础上，在整流域地面上，运用森林这个武器，调节水源，保持水土，尽量减少地表径流，使旱涝灾害趋于消灭。”

（陶建生）

简 历

1896年3月9日 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陶胜六村（其居地现划入武汉市新洲区）。

1911年 毕业于河南开封旅汴中学。

1911—1913年 武昌革命军政府将校补充团受训，后考入武昌军官学校。

1915—1918年 北京大学预科。

1918—1920年 北洋大学。

1920—1921年 北京大学毕业，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1921—1922年 开封水利工程测绘养成所教师。

1924—1926年 湖北寅山振业煤矿公司经理兼工程师。

1927—1932年 韶赣国道测量队、粤汉铁路测量队、工程段任工程师、分段长等职。

1933—1936年 河南大学土木系教授、系主任；河南河务总局技正。

1936—1937年 湖北钟祥汉江遥堤善后工程委员会工务主任。

1937年 海南岛琼崖铁路工程局第一测量队队长。

1938年 湘桂铁路灵川桥工处主任。

1938—1942年 滇缅铁路任总段长、副处长，中印公路等任副处长、总队长。

1942—1943年 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处长。

1944—1946年 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副总工程师。

1946—1947年 黄河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总局总工程师。

1947—1948年 广州港工程局局长。

1949年 湖北省建设厅厅长。

1949—1950年 武汉大学土木系教授。

1950—1966年 湖北省防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长。

1950—1955年 湖北省交通厅厅长。

1954年 武汉市防汛总指挥部总工程师。

1954—1987年 全国政协委员。

1955—1966年 湖北省水利厅厅长。

1958—1993年 湖北省科协副主席、名誉主席。

1958—1993年 民革中央常委、民革湖北省主委、名誉主委。

1959—1980年 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常委。

1962—1967年 湖北省副省长。

1975—1978年 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0—1993年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93年1月19日 逝世于武汉。

主 要 论 著

1 陶述曾. 谈黄河堵复工程. 重庆大公报，1946-08-12.

2 陶述曾. 武汉市1954年防汛技术的经验与教训. 人民长江，1955.

3 陶述曾. 对长江流域规划的几点意见. 人民长江，1957（4）.

4 陶述曾. 长江三峡工程设计的几个具体问题. 人民长江，1959（6）.

5 陶述曾. 湖北水利建设十年. 湖北水利，1959（4）.

6 陶述曾. 中国农业水利化问题. 湖北水利，1963（1）.

7 陶述曾. 关于灌溉渠系布置和渠道定线的几个基本问题. 湖北水利，1963.

8 陶述曾. 陶述曾治水言论集.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9 陶述曾. 湖北省水利概况读后. 中国水利：水利史志专刊，1986 （12）：9.

参 考 文 献

[1]陶建生. 记老水利专家陶述曾. 中国水利：水利史志专刊，1985（8）：53-54.

[2]陶建生. 情笃黄水，意在青山//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 湖北科技精英（第一集）.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3]湖北省水利志编纂委员会. 湖北水利志.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0.